上海废品回收利用的经济学
2020/7/14 11:39:40 点击：
废品回收利用的经济学
克雷格·基尔伯杰（Craig Kielburger，加拿大社会活动家）在为邮报传媒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了这样的担忧，加拿大人：
a)没有充分致力于回收瓶子、罐子、纸张、塑料等等；
b)不愿意购买足够数量的再生产品，好让废品回收产业有利可图。
尽管基尔伯格真心实意地关心环境，但他没有领悟到，他如此热心支持的废品回收行业，给经济和环境带来了多么不利的影响。
基尔伯格说，废品回收利用是“一个营利性行业，可以不让废品进入填埋场。为了把这套体系维持下去，这些企业的经营就必须是盈利的。”诚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要想成功，就必须盈利。可同样正确的是，亏损也表明了企业在浪费资源。
但是，废品回收行业的大多数公司都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它们依靠市政税为其收集可回收物品提供资金。然后，当这些可回收物品被卖给废品回收公司，且（在通常情况下）带来的收入要低于回收成本时，这个差额就代表着对这些公司的补贴。我们于是必须将各家废品回收公司视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
这些公司还依赖纳税人在回收前花时间清洗和分类可回收物品——这是另一项补贴。事实上，基尔伯格为不恰当的清洗和分类斥责我们这些民众，因为这“吃掉了该行业的利润”。换句话说，我们每周都该作为无报酬的劳动力，把一部分时间无偿地奉献给废品回收公司。这样的想法似乎让他感到趁心如意。
我们必须记住，用来清洗瓶瓶罐罐（以便让它们能够最终落入路边的蓝色回收箱）的水是一种资源。用来收集这些蓝色箱内物品的卡车、设备和燃料也是资源，而且是由税收资助的。由于财政补贴，这些资源的货币代价，并没有反映在废品回收公司的账上。当一个行业依靠政府补贴来避免亏损时，就应该被我们视为特殊利益集团；只要补贴持续下去，资源就会被浪费。这与废品回收工业节约资源的本意是刚好相反的。
经济学和资源节俭利用
利润告诉我们，一家公司把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原材料、土地、建筑、机器等)结合起来，生产出消费者给予较高评价的产品，也就是说，这些产品的价值超过了它们各部分价值的总和，这意味着这些资源没被浪费。相反，损失告诉我们，一家公司取得了各种生产要素，并把它们组合起来，可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要低于其各组成部分价值的总和，这意味着这些资源被浪费掉了!
因此，为了确定废品回收企业的可行性，自由市场企业必须估算，为完成收集和处理可回收材料这项任务，投入的资源（劳动力、卡车、机器、循环利用工厂、燃料等等）须花费多少成本。然后，该公司还必须预计从再生产品会获得多少收入。如果相信企业会盈利，公司就会继续经营下去。这时公司做好了决策：用可回收材料制造某些产品，要比用原材料制造同样的产品来得便宜。如此一来，地下资源就得到了节约和保护。
然而，这家公司一旦相信经营不盈利，就不会进行废品回收利用。但地下资源仍然得到了节约和保护，因为这一回的决策是：从地下开采资源来建造和维护废品回收利用所必需的卡车、工厂和机械是不经济的（没有做到资源的节俭利用）。
当政府参与（干预）废品回收利用时，这一点常被公众忽视。在我们寻求节约资源的过程中，我们忘记了资源是废品回收和循环利用本身所必需的，我们不过在（错误地）假设政府行事一贯正确。我们必须牢记，政府运作外在于市场，因此它本身不关心利润和亏损。政府想要获得更多收入时，会索性从我们身上取走。因此，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动机最小化成本，这意味着它鲜有节约资源的激励。弗洛伊·利蕾（Floy Lilley）解释道：
“（…）废品回收利用的代价往往会大幅上升，从而远高于利用原材料和原初资源开展的生产以及将废品倾入填埋场的综合成本。回收废品就注定了要耗用两倍（以上）的能源，从工厂、卡车及副产品中造成了两倍（以上）的污染。”
由可回收材料制成的产品
基尔伯格说，“我们对于废品回收的最大失误发生在我们购物的时候。”他抱怨说，“再生产品不幸背负污名”，消费者需求很低。嗯，事情就是这样。
消费者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购买哪些产品。基尔伯格也可以自由地鼓励我们购买更多的再生产品，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政府对这些产品的任何补贴（来自于强制性的转移支付），效果都会适得其反。
一份社会契约？
基尔伯格说：“废品回收利用是一份社会契约（…）一种伙伴关系，我们都必须为之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可能的确不懂基本经济概念，但“社会契约”呢？我从没有签过任何此类合同。你有签过吗？
当有人高谈阔论社会契约时，他指的是一份据说界定了政府及其臣民关系的文件，但这样的契约可谓云里雾里、模糊不清。这种所谓社会契约是不成立的，因为对政府运作的原理只消片刻反思，就会揭示出这是一种单方义务的“契约”：它将繁重责任强加于公民身上，同时规定政客和官僚不必为其行为负责。
无论谁援引“社会契约”来支持某一特定政策，都在回避对该政策经济后果的分析，不管是否有意如此。以此为基础做出（盲目的）决策，总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倒退、资源分配不当和生活水平下降。
因此，在废品回收利用方面，我们最好认识到，在我们的邻国，美国，许多城镇都早已承认了这项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可这些城镇的政客和官僚们，是否亲自向纳税人偿还了他们浪费在废品回收公司优惠待遇上的所有资源呢？不，他们没有。社会契约中没有任何条款要求他们这样做。
克雷格·基尔伯杰（Craig Kielburger，加拿大社会活动家）在为邮报传媒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了这样的担忧，加拿大人：
a)没有充分致力于回收瓶子、罐子、纸张、塑料等等；
b)不愿意购买足够数量的再生产品，好让废品回收产业有利可图。
尽管基尔伯格真心实意地关心环境，但他没有领悟到，他如此热心支持的废品回收行业，给经济和环境带来了多么不利的影响。
基尔伯格说，废品回收利用是“一个营利性行业，可以不让废品进入填埋场。为了把这套体系维持下去，这些企业的经营就必须是盈利的。”诚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要想成功，就必须盈利。可同样正确的是，亏损也表明了企业在浪费资源。
但是，废品回收行业的大多数公司都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它们依靠市政税为其收集可回收物品提供资金。然后，当这些可回收物品被卖给废品回收公司，且（在通常情况下）带来的收入要低于回收成本时，这个差额就代表着对这些公司的补贴。我们于是必须将各家废品回收公司视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
这些公司还依赖纳税人在回收前花时间清洗和分类可回收物品——这是另一项补贴。事实上，基尔伯格为不恰当的清洗和分类斥责我们这些民众，因为这“吃掉了该行业的利润”。换句话说，我们每周都该作为无报酬的劳动力，把一部分时间无偿地奉献给废品回收公司。这样的想法似乎让他感到趁心如意。
我们必须记住，用来清洗瓶瓶罐罐（以便让它们能够最终落入路边的蓝色回收箱）的水是一种资源。用来收集这些蓝色箱内物品的卡车、设备和燃料也是资源，而且是由税收资助的。由于财政补贴，这些资源的货币代价，并没有反映在废品回收公司的账上。当一个行业依靠政府补贴来避免亏损时，就应该被我们视为特殊利益集团；只要补贴持续下去，资源就会被浪费。这与废品回收工业节约资源的本意是刚好相反的。
经济学和资源节俭利用
利润告诉我们，一家公司把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原材料、土地、建筑、机器等)结合起来，生产出消费者给予较高评价的产品，也就是说，这些产品的价值超过了它们各部分价值的总和，这意味着这些资源没被浪费。相反，损失告诉我们，一家公司取得了各种生产要素，并把它们组合起来，可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要低于其各组成部分价值的总和，这意味着这些资源被浪费掉了!
因此，为了确定废品回收企业的可行性，自由市场企业必须估算，为完成收集和处理可回收材料这项任务，投入的资源（劳动力、卡车、机器、循环利用工厂、燃料等等）须花费多少成本。然后，该公司还必须预计从再生产品会获得多少收入。如果相信企业会盈利，公司就会继续经营下去。这时公司做好了决策：用可回收材料制造某些产品，要比用原材料制造同样的产品来得便宜。如此一来，地下资源就得到了节约和保护。
然而，这家公司一旦相信经营不盈利，就不会进行废品回收利用。但地下资源仍然得到了节约和保护，因为这一回的决策是：从地下开采资源来建造和维护废品回收利用所必需的卡车、工厂和机械是不经济的（没有做到资源的节俭利用）。
当政府参与（干预）废品回收利用时，这一点常被公众忽视。在我们寻求节约资源的过程中，我们忘记了资源是废品回收和循环利用本身所必需的，我们不过在（错误地）假设政府行事一贯正确。我们必须牢记，政府运作外在于市场，因此它本身不关心利润和亏损。政府想要获得更多收入时，会索性从我们身上取走。因此，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动机最小化成本，这意味着它鲜有节约资源的激励。弗洛伊·利蕾（Floy Lilley）解释道：
“（…）废品回收利用的代价往往会大幅上升，从而远高于利用原材料和原初资源开展的生产以及将废品倾入填埋场的综合成本。回收废品就注定了要耗用两倍（以上）的能源，从工厂、卡车及副产品中造成了两倍（以上）的污染。”
由可回收材料制成的产品
基尔伯格说，“我们对于废品回收的最大失误发生在我们购物的时候。”他抱怨说，“再生产品不幸背负污名”，消费者需求很低。嗯，事情就是这样。
消费者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购买哪些产品。基尔伯格也可以自由地鼓励我们购买更多的再生产品，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政府对这些产品的任何补贴（来自于强制性的转移支付），效果都会适得其反。
一份社会契约？
基尔伯格说：“废品回收利用是一份社会契约（…）一种伙伴关系，我们都必须为之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可能的确不懂基本经济概念，但“社会契约”呢？我从没有签过任何此类合同。你有签过吗？
当有人高谈阔论社会契约时，他指的是一份据说界定了政府及其臣民关系的文件，但这样的契约可谓云里雾里、模糊不清。这种所谓社会契约是不成立的，因为对政府运作的原理只消片刻反思，就会揭示出这是一种单方义务的“契约”：它将繁重责任强加于公民身上，同时规定政客和官僚不必为其行为负责。
无论谁援引“社会契约”来支持某一特定政策，都在回避对该政策经济后果的分析，不管是否有意如此。以此为基础做出（盲目的）决策，总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倒退、资源分配不当和生活水平下降。
因此，在废品回收利用方面，我们最好认识到，在我们的邻国，美国，许多城镇都早已承认了这项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可这些城镇的政客和官僚们，是否亲自向纳税人偿还了他们浪费在废品回收公司优惠待遇上的所有资源呢？不，他们没有。社会契约中没有任何条款要求他们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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